在中国共产党的英雄谱上,有一个名字,留下了两次印记。

2025年春天,我与多名革命后代一同远赴俄罗斯,参加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这所学校位于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16号,是一座三层楼的小别墅,距克里姆林宫步行只需要十多分钟。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苏联决定在莫斯科创办一所以中山先生名字命名的大学,办学目标非常明确——为中国革命培养政治工作骨干和革命干部。

莫斯科中山大学百年校庆,笔者摄于活动现场

在去往莫斯科的途中,我遇见了曾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王一飞同志的后人—— 王晖叔叔,我们一同参加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百年校庆。纪念活动现场的大厅内,悬挂着一百位曾求学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革命前辈的肖像。在一众先辈的影像中,我看到了高中老校友多松年同志的照片,看到了左权将军的照片,也看到了董必武同志和杨尚昆同志的照片。一阵微风吹过,我忽然觉得照片上的先辈们都鲜活了起来。活动结束后,我面向会场,深深鞠了一躬。

在莫斯科期间,王晖叔叔向我讲述了他的爷爷王一飞同志的革命故事。因为这样的缘由,我便尝试在网上搜集王一飞同志的相关史料,而检索结果大多记载的是1898年出生于浙江上虞的王一飞烈士。两位同名英雄籍贯与生平各不相同,却又都和苏联有缘:湖北黄梅的王一飞同志,也就是王晖叔叔的爷爷,他生于1904年,之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浙江上虞的王一飞同志,生于1898年,之后到莫斯科东方大学读书,1928年1月,中共湖南省委机关遭特务破坏,担任湖南省委书记的浙江上虞王一飞同志不幸被捕,最后在长沙教育会坪英勇就义,年仅二十九岁。

回国之后,我心里一直牵挂着两位同名英雄的故事,于是我开始系统整理他们二人的生平资料,想写一写他们的故事,我始终相信,只要有人记得他们,他们就永远会活在我们心中。

湖北的王一飞同志,年少时便热爱学习,并且受新文化新思潮的熏陶影响很深。之后,因家庭条件贫困,便开始当工人,并且先后辗转汉阳兵工厂和哈尔滨造船厂做工。由于自身经历与工人息息相关,王一飞同志逐渐在工作环境中接受革命启蒙。1923年9月,他在湖北武昌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走上职业革命道路,之后又受组织派遣,返回故乡湖北黄梅县开展青年运动,他一边积极组建团组织,培育青年革命骨干;一边奔走乡间,推行平民教育、发起农民运动,将新思想与革命信念带到田间地头,在广袤的乡土大地间播撒革命火种。

1924年8月,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兴起之时。广州成为全国革命运动的大本营,黄埔军校、农民运动讲习所在这里相继开办。王一飞同志带领着一批革命青年,从湖北黄梅县奔赴广州,并且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同年又在陈独秀之子陈延年同志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吴明(陈公培)的介绍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黄埔军校期间,王一飞同志与陈赓同志、蒋先云同志等进步分子率先牵头,在广州共同发起创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他出任黄埔军校“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第一届主席与常务委员,主编刊物《中国军人》,主持联合会日常工作,并于1925年9月从黄埔军校毕业。

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第一次全体职员联席会议记录复印件

同年,他出任广州国民政府北上“外交代表团”中共党团书记,途径南京、上海、九江、武汉、郑州、开封到达北京,为扩大革命影响持续奔走。

照片摄于20世纪50年代,从左到右分别是刘凤翔、王一飞、傅崖、陈赓、嵇直

1926 年,国内军阀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张作霖所部奉系军阀与吴佩孚结成 “反赤” 同盟,联手对立场偏向革命的冯玉祥国民军发起进攻。当年 3 月 12 日,日本军舰掩护奉军船队闯入天津大沽口水域,向国民军阵地开炮,守军被迫自卫反击。接着,日方借此次冲突作为由头,联合其他七国公使,在3 月 16 日向段祺瑞执政府递交最后通牒,强硬要求中方拆除大沽口的防御工事;同时二十余艘外国军舰集结于大沽口海面,用武力进行威胁。

在帝国主义的强权压迫之下,中共北方区委联合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北京工人、学生与普通市民,于3 月 18 日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抗议这份八国通牒。集会结束后,群众队伍前往执政府请愿,段祺瑞执政府卫队却突然向请愿民众开枪,酿成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王一飞同志在这场发生于北京的反帝反封建示威请愿行动中受陈毅同志推举为总指挥,承担组织工作。

王一飞同志悼词

三一八惨案发生之后,他受李大钊同志指派,奔赴冯玉祥的国民军开展工作,先后担任第三军混成旅(由多种兵种混合编成的独立作战旅)参谋长、中共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书记、国民第二军军事顾问、西北国民军国民党最高特别党部常委兼宣传部部长等职务,在西北区域持续推进军事层面的革命事业。

八一南昌起义前夕,王一飞同志又受周恩来同志派遣,赴九江召集部队前往南昌,但就在7月,国民党右派朱培德等人为阻挠革命武装向南昌集结,下令破坏南浔铁路涂家埠山下渡大桥,切断九江通往南昌的铁路干线,以此阻断部队输送。铁路交通中断,王一飞受周恩来委派在九江集结部队、沿南浔铁路开赴南昌的计划,最终没能实现。

国内白色恐怖日趋严酷,为继续深造革命理论与军事斗争本领,1927 年 8 月,王一飞同志奉中共中央军委指派,远赴莫斯科进入中山大学学习(该校亦被称作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在校期间,他系统研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游击战战术、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等课程,锤炼军事指挥与政治宣传能力。

王一飞同志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入学登记照,原件现存于俄罗斯莫斯科档案馆

1929 年完成学业后,王一飞同志留在苏联远东地区承担军事与文化宣传工作,先后出任东方工人俱乐部指导员、红河工人特别队总部政治部主任,这支队伍由刘伯承同志担任队长;同时兼任远东红旗军司令员特派员,在远东华人劳工群体中开展思想动员,组织革命武装训练。

1930 年冬天,他遵照组织安排奔赴东北,负责军事情报工作,核心任务是搜集日本在我国东北的军事、殖民活动情报,与东北抗日联军的冯仲云同志密切配合,在东北敌后构筑情报联络网络。

1935 年,他再度赴苏,就任远东广播委员会中文部主任,依托广播这一新的宣传载体,面向国内与远东华侨播送革命讯息,开展反帝抗日宣传。1938年秋,王一飞同志调任莫斯科中央广播电台中文部编辑,在苏联卫国战争中荣膺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发的英勇劳动奖章、斯大林金质奖章。

王一飞同志获得的苏联卫国战争奖章证书

1947年5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长期在苏联从事革命工作的王一飞同志结束海外奋斗历程,归国投身国内建设事业。回国后,他凭借扎实的俄语功底、深厚的马列理论素养和丰富的外事宣传经验,入职东北解放区宣传编译系统,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俄文编译组组长、东北局宣传部俄文编译局局长。任职期间,他牵头统筹俄文文献翻译、马列著作编译、涉外宣传文稿审定等核心工作,精准引进、翻译苏联革命与建设理论文献,为东北解放区干部理论学习、对外宣传工作搭建重要的文献支撑体系,助力解放区思想建设与文化宣传工作规范化开展。

1950年春,因工作能力突出、专业素养过硬,王一飞同志被调任到北京,担任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同时兼任北京俄语专科学校(今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主干之一)副校长。身兼双重职务,他一边深耕经典著作编译事业,严谨推进马列经典著作的校对、翻译与普及工作,保障经典理论精准传播;一边投身俄语专业人才培养,深耕外语教育领域,为新中国建设培育了一批兼具理论素养与专业能力的俄语翻译、涉外工作骨干,助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思想理论建设与涉外人才体系搭建。

1955年8月,王一飞同志调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彼时新中国文化文博事业百废待兴,他立足岗位,积极投身馆藏文献整理、文化资源梳理、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等工作,全力助推国家公共文化事业规范化、系统化发展,为馆藏文献保护、文化知识普及筑牢基础。

长年的地下情报工作、海外艰苦斗争与高强度的革命工作,让王一飞同志身心饱受磨砺,积劳成疾。自回国后,他身体状态常年孱弱多病,长期受病痛困扰,多次被迫休养,致使其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革命经验与卓越的工作才干未能充分施展,成为其革命生涯的一大遗憾。

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王一飞同志不幸遭受错误批判与无端迫害,身心遭受极大摧残,最终含冤逝世,将毕生精力与热血全部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的革命与建设事业。

两位王一飞同志,以各自的方式投身中国革命,一者以身许国,一者以学救国。同名是历史的偶遇,报国是不变的初心,百年风雨翻过,两位英雄之名,永远值得我们铭记,他们的故事不会褪色,并将由更多人继续讲下去。(作者:巴滢 中国延安鲁艺校友会会员)

参考资料:1. 王一飞同志悼词;2.《纪念我的父亲王一飞 母亲刘凤翔》,作者王东英;3.《碧血丹心映百年,纪念”三一八“运动100周年暨追忆先辈王一飞同志》,作者王晖